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斯蒂芬•平科克
古怪的是，角落里那對情侶讓人分心。那是1987年夏季，喬•福加斯(Joe Forgas)攜妻子去德國海德堡的一家小餐廳共進晚餐。問題在于，他的目光總是不由自主地被房間另一端那對情侶的親密舉動所吸引。福加斯是一位心理學家，研究領域是情緒與思維的相互作用，那年他正在休假。 “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他笑著說?！澳鞘且粚Σ煌瑢こ５那閭H，女的年輕貌美，男的歲數(shù)很大了，也不帥。他們顯然在戀愛，摟摟抱抱，還親嘴什么的。我發(fā)現(xiàn)自己老是往那兒看，就是有點想不明白?！?
時間一分分過去了，那對戀人還在耳鬢廝磨，福加斯開始思考，是什么讓自己感到不解。由于當時他在工作中正在探索情緒影響記憶的方式，因此那對奇怪的戀人引起了他的思考?！拔矣辛艘粋€想法：如果那是一對普通的情侶，比方說兩人都很年輕，我可能很快就會做出一個判斷。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件令人困惑、不同尋常的事情，就會迫使你找出一個又一個解釋?！?
福加斯猜測，這類情形為我們探索情感對判斷的影響提供了一條理想途徑。特別是，他懷疑，你越是需要努力去思考一種情形，越是需要帶著想象力去思考、調動記憶去評估，你的判斷就越有可能受到你當時心情的影響。
休假結束后，福加斯設計了一項旨在探究這一理論的實驗。他制作了兩組圖卡，一組展示的是外表很般配的情侶；而在另一組圖卡上，不是漂亮女人與長相抱歉的男性在一起，就是相反的情形。然后，他請來186名學生觀看這些照片，描述自己的反應。在這些學生中，有一半事先看了一部悲劇，另一半則看了一部喜劇。
結果證實了他的猜想。首先，相對于外表般配的情侶，志愿者對不般配情侶做出判斷所花的時間要長得多。其次，他們的反應與他們的情緒密切相關：當看到一對不般配的情侶時，快樂的人（確切地說是剛看完一部喜劇的人）更有可能積極地看待他們的關系，而悲傷的人則會做出較為負面的判斷。福加斯表示：“無論是把他們看成一對還是兩個個體，悲傷的人都會得出更為負面的看法?！?
福加斯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一名教授，他在該校開展的上述實驗，加深了心理學家之間正在形成的一種認識，即我們對每件事情的理解和評價無不受到心情的強烈影響。
福加斯解釋稱，人的記憶也是如此。如果去年10月20日那天的經(jīng)歷特別凄慘，那么當你再次感到難過時，就會比較容易想起那天發(fā)生的事情。心理學家把這種效應稱作“情緒一致性”(mood congruence)。我們往往會從龐大的記憶庫中，選擇性地挑取一些恰好與當前心情匹配的記憶。
不過，福加斯等人最近發(fā)現(xiàn)的情緒與思維之間的另一種聯(lián)系，意義更為深刻。情緒不僅影響我們想的內容，還會影響思考過程本身。這一發(fā)現(xiàn)令人們對悲傷的看法發(fā)生了迄今為止最為顯著的改變：情緒低落不僅是人類所固有的，而且其實可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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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的一天，福加斯和我約在他的辦公室見面。但我走到他門前時，發(fā)現(xiàn)他名牌的一角插著一張紙條，說他要晚點到?！罢埖轿堇镒?，”上面寫著。辦公室位于一座大廈的高層，可以俯瞰樓宇林立的悉尼市中心。淺灰色的云層覆蓋著天空——福加斯后來向我解釋說，這種天氣有可能提高人的觀察力。辦公室里到處是鐘，我數(shù)了數(shù)，總共有17個，但有些沒有在走。
福加斯到后，我們下樓來到一家露天咖啡館。他很穩(wěn)重、謙和，體型修長。在一片本科生的喧嘩聲中，他的聲音聽上去十分柔和，同時又保留著他老家匈牙利的陰郁味道。我問他為何有興趣研究情緒對思維的影響，他首先表示，情感與思維之間的聯(lián)系，一直是人性的一大謎團。但他也承認，他之所以感興趣，并不僅僅是出于單純的學術動機。
“這么說或許是老生常談：心理學家往往會研究那些令他們本人感到好奇或者有趣的現(xiàn)象。我是一個感情比較豐富的人，雖然說不上具有兩極人格，但我非常清楚，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感情波動和情緒起落，極大地影響著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看法?！?
他表示，悲傷的作用尤其令人困惑。令人好奇的是，在我們所有的情感中，負面情感明顯居多。自科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上世紀70年代做出開創(chuàng)性研究以來，心理學家已經(jīng)識別出六種人類基本情感，其中四種是負面的——恐懼、憤怒、厭惡和悲傷（其余兩種是喜悅和驚訝）。福加斯表示，如果這些“負面”情感全都經(jīng)受住了進化的考驗，那么它們或許具有某種生存優(yōu)勢。他開始研究是否存在表明事實的確如此的證據(jù)。他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證據(jù)。
20世紀后半葉，心理學家開始越來越力求理解情感的作用。他們不再簡單地把我們的情緒看作理性判斷的絆腳石，而是開始發(fā)覺，情緒是我們對社會情形所做出反應的有益組成部分。在去年的一項研究中，福加斯和他的同事請來了感到愉快和悲傷的兩組志愿者，要求他們判斷一系列都市神話和傳聞的真實性。結果發(fā)現(xiàn)，悲傷的人往往更具懷疑精神。他們還制作了在屏幕上快速閃過一系列圖像的電腦游戲。圖里的人有的持槍，有的拿著無害的東西，比如可樂瓶或咖啡壺。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如果看到圖里的人物持槍，就朝他們“開槍”，但如果手里拿著別的東西，就放過他們。
福加斯和他的同事進一步增加了游戲的復雜性。他們制作了另一組目標，這組目標與******組圖像里的人物其實并無差別，只是他們戴上了伊斯蘭頭巾，因此看上去像是穆斯林。這項測試是基于早前在美國進行的一項研究，當時一些科學家發(fā)現(xiàn)，志愿者更有可能朝黑人目標開槍，而不是白人。由于游戲要求志愿者就對方是持槍還是持無害物品做出瞬間判斷，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反應受到了潛在成見的影響。
福加斯和他的團隊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目標接連在屏幕上閃現(xiàn)。他們發(fā)現(xiàn)，總體而言，人們更有可能朝穆斯林目標“開槍”。但這種傾向在悲傷的人群中有所弱化。其它研究也表明，消極情緒可以降低人們僅憑成見就對少數(shù)民族做出負面反應的可能性。
福加斯及其他心理學家——比如德國研究員赫伯特•布萊斯(Herbert Bless)——認為，所有這些實驗表明，快樂或悲傷的情緒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當你快樂時，你的大腦更有可能在潛意識里依賴即有經(jīng)驗和知識——比如成見——來做出決定。當你悲傷時，你會更加關注外部世界的新信息，心理學家把這類思維稱為“適應性”思維。
2007年，福加斯和他的小組開始進一步推進他們的研究。他們希望知道，情緒略微有些低落是否真的會使你更具說服力。他和同事們在論文中寫道：“我們預期，適應性思維應該會使人的思維變得更具體、更注重事實，由此形成極具說服力的內容。”
在一系列研究中，他們要求心情愉快或悲傷的志愿者做出有說服力的論證，來支持或反對諸如提高學費、原住民土地權、或澳大利亞是否應成為共和國等主張。隨后，他們讓獨立科學家和大學生聽眾來給這些論證打分。每一次，悲傷志愿者做出的論證都更具說服力，這使得福加斯和同事們更有理由認為，悲傷情緒會使得人的思維方式變得更具體、更系統(tǒng)、更可靠。
點睛之筆來自福加斯去年發(fā)表的研究報告。這項或許是他迄今最令人感興趣的研究，是在一家街頭小店展開的，離他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校園里的辦公室不遠。試驗場地是小店的柜臺。他和同事們隨機選取了一些小飾品，把它們擺在柜臺上。你或許會從圣誕拉炮(Christmas cracker)中抽出這類飾品，例如塑膠玩具人像、玩具大炮、以及倫敦紅色巴士或拖拉機的微縮模型。
研究人員希望觀察到，情緒的輕微波動是否會影響購物者對這些擺放不當物品的關注和記憶。于是，他們選擇了7個晴天和7個令人不快的陰天，詢問走出小店的顧客能記得多少物品。為了強化顧客的悲傷或愉快心情，他們還播放了相應的樂曲——例如，在陰天播放威爾第(Verdi)的《安魂曲》(Requiem)，在晴天播放吉爾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一支歡快曲目。結果不出福加斯和他的小組所料，盡管乍看上去似乎有違直覺。在人們可能會感到些許悲傷的灰色、陰郁的日子里，研究的參與者往往能更準確地記起擺在小店柜臺上的物品。他們更專心。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決策科學實驗室(Laboratory for Decision Science)主任珍妮弗•勒納(Jennifer Lerne)稱，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情緒研究都屬于冷門。因此，該領域的大多數(shù)重大問題至今仍未找到答案。她表示，在這種背景下，福加斯產生了重大影響。勒納說：“他對該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對于情緒如何影響認知過程的深淺、以及如何影響判斷結果的后果，福加斯進行了系統(tǒng)性的測試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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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登(WH Auden)曾把二戰(zhàn)后的歲月描述為“焦慮時代”(age of anxiety)。我們似乎生活在“抑郁時代”。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表示，到2020年時，抑郁癥將成為全球第二大失能性疾病，僅位列心臟病之后。1997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所有的心理疾患患者中，有40%被診斷出患有情緒失調——這是較大的一類心理疾病，主要病癥就是抑郁癥。十年之前，這一比例至多只有當時的一半。在美國，有五分之一的人患有嚴重抑郁癥。
不過，這些數(shù)字是否真的說明臨床抑郁癥已成為流行??？在《悲情的逝去》(The Loss of Sadness)一書中，美國精神病學家艾倫•霍維茨(Allan Horwitz)和杰羅姆•韋克菲爾德(Jerome Wakefield)提出，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他們表示，醫(yī)生習慣性地把只是感到悲傷的人貼上抑郁癥的標簽。他們說，正常的悲傷往往有某種可識別的起因——特別是失去了某樣東西——而且其強度與起因的嚴重程度成正比。
正常的悲傷也會伴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食欲改變。它會令人煩惱，可能持續(xù)兩周。根據(jù)醫(yī)生和科學家當前使用的定義，上述標準會讓“悲傷”符合“抑郁癥”的類別，即適合以種類不斷增多的抗抑郁藥來治療的一類精神失調。
霍維茨和韋克菲爾德絲毫不是在暗示，這類病理性抑郁癥并不存在。事實決非如此。但他們的確認為，如果醫(yī)生把關注重點更多地放在患者“抑郁癥”產生的背景上，那么他們或許會發(fā)現(xiàn)，在許多情況下，這類“抑郁癥”只不過就是悲傷，是人類固有的一種心境。
福加斯本人謹慎地指出：他所發(fā)現(xiàn)的好處，僅適用于短暫的悲傷情緒或情感，而不適用于嚴重的臨床抑郁癥這一頗具危害的疾病。生物學家劉易斯•沃爾珀特(Lewis Wolpert)曾多次受到抑郁癥的困擾，他對這兩類心境之間的關聯(lián)做了一個絕妙的類比。沃爾珀特在《惡性悲情》(Malignant Sadness)一書中提出：當正常的悲傷情緒發(fā)展成為病理性時，抑郁癥就出現(xiàn)了，就像我們細胞的正常生理過程變得紊亂時，我們就患上了癌癥一樣。
直覺上判斷，這些解釋都說得通。那種破壞生活的抑郁情緒，明顯是需要治療的身心失調。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在自己所愛的人去世，或丟掉了自己喜愛的工作，甚至自己喜歡的足球隊輸了時，感到悲傷是可以理解的。悲傷是正常的。
對于福加斯和與他類似的科學家而言，這種“正?！薄瘋氖⑿小岢隽伺c進化相關的問題。從小腳趾到頭發(fā)，我們人類的每一個部分之所以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是源于無數(shù)代人的進化活動。勒納表示：“自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人類和動物的情緒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書開始，就有許多人提出，所有的情緒都有利于增強適應性。我個人很認同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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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我們的小腳趾幫助我們平衡，頭發(fā)幫助我們保暖。但悲傷有什么好處呢？這樣一種令人痛苦的情緒，如何能夠提高我們祖先將基因順利傳遞給下一代的幾率？對于有些情緒，我們很容易看到它的好處。一般來說，害怕是逃跑的信號——當面對捕食者時，這會保全你的性命。類似地，厭惡會阻止你撕咬腐爛的食物。
福格斯表示，他的研究顯示，悲傷帶來的好處通常在社會領域應用得比較多。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你身處一個團隊之中，感覺你沒有融入進去，沒有被接納。你可能會覺得這令人苦惱，從而進入一種負面情緒之中，而這會促使你更關注其他每個人所說的話，更謹小慎微一些。如果你感到悲傷，這基本上就像一個信號：‘當心，不要著急，適應，集中注意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與害怕或厭惡完全相同的警示信號，但可能是更安靜一些?！?
在一個空前熱切地追求快樂的社會里，有許多影響重大的問題需要思考。我們誰都不想悲傷，但隨著科學變得更加擅于操縱我們大腦中的化學反應，我們需要問問自己，我們是想將正常的悲傷從我們的生活中消除，還是，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接受它，將它視為我們自身所不可或缺并且可能帶來裨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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