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年讀《圍城》，為方鴻漸的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發(fā)一哂，——要聲明的是：對鴻漸兄這個人，我是喜歡的，并不在乎他的博士文憑是水貨，——只不過覺得他要拿文憑的因由令我莞爾：鴻漸兄是拿了原本應該算是岳丈家的贊助去留學的(那位訂親的媳婦沒過門就不幸去世)，偏偏鴻漸的父親也覺得國外的“翰林”也算光耀門楣，兩個原因擠兌之下，鴻漸不得不拿張國外的紙片回國回家交差。人生常有不得不為之處，我因此原諒鴻漸的一時情急之下的所作所為，何況鴻漸又不是沒有真才實學之輩，比起三閭大學的不少同仁亦算少了許多酸腐。
眼下，內(nèi)地的“打工皇帝”唐先生也令人不禁想起鴻漸的前塵往事來，雖說《圍城》里的人物是文學創(chuàng)作，可是鴻漸的原形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必不是小說家言，不然，錢鐘書先生又何來此等妙筆?唐先生拿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學位的情境雖不似鴻漸為了“岳父”、“父親”那樣具體，但究之以一點——中國人常說的“面子”——還是極相似的。國外負笈多年，回國總得人前人后有個交待：博士文憑就是一硬通貨，況且還是“舶來的”。在國人的觀念中，“舶來的”自然是好的，鴻漸和唐駿在這一點上深明本土行情，因而也算投國人之所好，非得弄一洋文憑歸國，否則哪算衣錦還鄉(xiāng)!
因之，我并不打算去再附和方舟子先生和各家媒體的喧囂，去“譴責”唐駿或者“調(diào)查”西太平洋大學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國人的盲目崇拜洋人，鴻漸兄自然不必非去出洋留學，留學后也不必一定混張文憑才算完事;而唐先生自然也不一定死乞白賴地去感動某位教育部的官員，才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因而也不會有西太平洋大學的“履歷”了。我這樣說，不是為鴻漸兄開脫，因為錢鐘書先生固然不乏對鴻漸的同情，也不能就說對鴻漸的這番作為取贊賞態(tài)度，只不過是從此人身上見出那個時代的好笑，好笑之一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崇拜喝過洋墨水甚至是克萊登大學的風氣;也不打算為唐駿兄兩肋插刀，概因十數(shù)年來我們的社會又是如何崇拜鍍過金的“海歸”，風頭較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才造就了職場上“海歸們”仿佛人人皆是精英人士的閃亮光環(huán)。因而，要埋怨某些“海歸們”忽悠大眾的情感之前，何不先檢討大眾所先預設的社會心理氛圍，正是這種頂禮膜拜的心理才給了諸如克萊登大學、西太平洋大學等“野雞大學”畢業(yè)生的種種機會與光鮮!
英雄不問出處。鴻漸兄回國后投身抗戰(zhàn)中的教育事業(yè)，克萊登大學也不是妨礙;唐駿把微軟的事業(yè)做得風生水起，因而才有了后來的盛大、新華都等經(jīng)歷，恐怕，這一切不能都說是拜西太平洋大學所賜。既如此，其實，我們也應于人豁達大度點兒，唐駿的成長要看他的業(yè)績，陳發(fā)樹先生當并不惑于此。要反思的或許應該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總是被列強打得一敗涂地后因之所喪失的中國人的自強自立精神，即使我們有抗日戰(zhàn)爭的大勝、有朝鮮戰(zhàn)場上的橫刀立馬，可是，為何總有那么一些國人，仿佛被抽去了鈣一樣，還在膜拜金發(fā)碧眼高鼻梁、克萊登西太平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在唐駿“學歷門”后不妨繼續(xù)此一問，若真有一點點洞明，總比老是和CEO唐駿生氣劃得來。 | 
